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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综合国力稳步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中国的发展日益受到全世界关注。近年来我国国际传播工作持续加强，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多主体、立体化的大外宣格局，但从效果向效能的评价范式转换来看，中国话语在国际舆论场上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仍显不足，“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了没人信”的困境尚未改观。因此，为回应国际社会深度理解中国的需求，有效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亟须构建与中国实践相匹配、行之有效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实现从“讲好中国故事”向“传播好中国价值”的升维。

　　从内生动力来看，话语体系升维是实现综合国力均衡发展的战略要求。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逻辑要求“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辩证统一、协同发展。根据全球品牌估值咨询公司Brand Finance发布的《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报告显示，中国的软实力排名虽上升至全球第二，但在“媒体与传播”“治理能力”“文化与遗产”“人民与价值观”等关键指标上得分相对偏低。这种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的失衡反映出我国现代化国际传播能力的不足，更凸显了中国话语体系建设滞后的现状。如何将中国本土化实践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成为推进话语体系升维的内在动力。

　　从外部环境审视，话语体系升维是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叙事框架的关键路径。2024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连续五年，约八成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43%的人持非常负面的看法”。这种负面认知的形成源于我国在国际重大议题上的“角色缺位”，以及由这种缺位带来的“他者叙事”。当前，国际形势变织，美国对华的战略敌意呈现出向全社会各领域弥散的态势；西方媒体亦随之频繁对华设置“话语陷阱”，中国形象在西方中心主义叙事框架下被持续扭曲。因此，实现国际舆论场中中国叙事的“再框架化”，构成了推动话语体系升维的现实考量。

　　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作为中国与世界互动交往的话语群，承载着对“中国模式”理论表达的功能定位，其由表及里呈现出三个层次：表层为代表“话语”内容的事实层，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标识性概念生产；中间是形成“体系”的逻辑层，它既要阐释中国经验的理论自洽性，又要给国际受众理解中国提供一个非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框架；深层则体现为“话语体系”所最终指向的价值共识层，即以认同为核心实现中国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平等对话。

　　在事实层中，概念作为话语的基本构成单元，其系统性生产与关联性构建至关重要。一方面，要创造性地提炼、总结并输出一系列能准确阐释中国特色与发展逻辑的标识性概念，其核心功能在于“事实宣认”，是在国际舆论场上对中国形象自我定义的官方表达与权威界定。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概念间的内在联结关系，形成合力效应。这要求我们既要回望传统，激活“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等彰显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中华文明标识性概念；又要聚焦当下，将“脱贫攻坚”“全过程人民民主”等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转化为可共享的话语符号；更要放眼全球，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中国方案纳入话语内容，从而在历史纵深与现实广度的交织中呈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为国际社会认知“中国模式”打下坚实的话语基础。

　　从历时性角度来看，构建中国认知框架的话语结构要通过“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三个维度确立“中国模式”的理论自洽性，即以文明视角阐释中华文明五千多年连续体的当代转型、以发展视角论证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范式创新、以全球视角解读从全球化参与者到引领者的主体身份跃迁，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阐释中国发展规律的立体坐标系。从共时性角度而言，中国认知框架的话语结构还要着力突破国际舆论场中现有的“传统与现代”“文明与野蛮”“自由与专制”等二元对立话语框架，尤其是在政治制度、人权保障、民族宗教等敏感议题上创新非对抗性的话语范畴，为文明交流提供互鉴而非冲突的替代性解释框架，构建“中国之世界”与“世界之中国”辩证统一的主体间性认知结构，为传播具有普遍解释力的中国价值奠定话语结构保障。

　　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升维，必须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立场之上，对“中国模式”的价值进行系统性提炼与跨文化升华。一方面，要立足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魂脉”与“根脉”，紧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将全面发展的主体文明、人民本位的共享文明、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协和万邦的天下文明，升华为超越西方单一现代性模式的话语资源，回应现代性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焦虑；另一方面，还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融通中外的价值中轴，在承认文明多样性与平等性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共通性价值表达，寻求平等对话的最大公约数，使中国话语既能保持“各美其美”的中国特色，又能实现“美美与共”的跨文化对话能力，最终在事实认知、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维度上实现话语体系升维。

　　共同叙事：核心在于突破单一主体视角，将中国话语融入当代与世界性议题，构建传受双方的共通意义空间。我国主流媒体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传播内容仍以传统文化为核心，对当代中国的形象塑造与全球性议题的回应不足，而国外媒体虽关注中国的当代议题，却常以“他者”视角解读，造成了国际上中国形象的片面化、刻板化。国际传播的叙事要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持续加大 “现代中国”的故事内容供给，同时立足全球共同利益，聚焦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世界公共性议题，将中国的当代实践与全人类的共同关切相联结，向世界传播“全球中国”的良好形象。

　　共情叙事：核心在于运用视觉化与情感化的故事表达，突破跨文化的认知壁垒。主流媒体容易在呈现中国发展成就时偏重信息告知模式而非故事化叙述，引发国际受众的对抗式解读。因此，在适宜议题上要多转向“柔性语态”的编码方式，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这要求我们既要顺应国际传播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打造沉浸式故事内容，以视觉化表达降低文化解码门槛；又要以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与命运变迁为叙事核心，聚焦亲情、友情、奋斗等人类共通情感，找到共情、共鸣、共振的传播“触点”。

　　共享叙事：核心在于发掘中国价值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契合点，在故事讲述中推动价值观念的深层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人合一”“自强不息”等理念，深刻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与道德观；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则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普遍追求，二者内在的契合性为共享叙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连接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共享叙事载体，其故事讲述生动体现了这种价值接合：中欧班列构建的跨洲物流网络紧密联结各国市场，促进资源互通与经济共荣，是“天下为公”大同理想与“和平、发展”的价值呼应，这些都彰显了中国故事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

　　就话语主体的角色定位而言，国际传播话语主体的分类与多样，是适应国际受众需求差异、呈现真实立体全面中国形象的基础。国际传播已经形成了包含多元主体在内的话语主体网络。当下，应基于各话语主体的自身角色，摒弃“齐唱”模式，实现“交响乐”式的协同叙事。尤其要加强官方与民间、国内与国际的主体协作，激活非政府部门和主流媒体之外的话语主体力量。如以“洋网红”为代表的“第三文化人”可从小切口、低语境的外国视角解读中国的成就、经验与价值；兼具经济参与者和文化使者双重身份的跨国企业，能够通过生产承载中国文化基因的中国产品来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蕴与活力。这些主体的话语实践更加贴近生活、真实可感,有助于精准提升所在区域的国际传播效果。

　　就话语媒介的选择适配而言，传播渠道的多元化是实现话语内容与受众分众化匹配的关键，需达成渠道畅通、手段有效与平台适配的有机统一。在“借船出海”方面，海外数字媒体平台的垄断性强，还需警惕数据所有权缺失和算法偏见的风险。在“造船出海”方面，用户数据是精准传播的核心资源，要强化自主可控的传播平台建设。此外，要积极拓展与深化中国话语在多传播业态中的融入，通过增强可视性、互动性和沉浸式体验，使中国话语自然嵌入多种传播场景，并在产品链、供应链、价值链组成的传播产品生态系统中实现中国话语传播的长尾效应。

　　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升维作为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时代课题，其实现还需把握三组关系：第一，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要实事求是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的成就与经验，更要直面中国发展道路上遇到的问题与挑战，不做“空中楼阁”的话语体系建设。第二，对立统一的批判性超越。既要解构西方话语预设的二元对立叙事框架，也要以文明交流互鉴的开放姿态吸纳人类共同价值精华，在话语张力中建构对话理性和主体间性理解。第三，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价值融合。要始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价值引领，将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叙事融入全球视野和对世界普遍性的议题讨论中，让中国话语更具说服力、生命力和国际影响力。

　　中新社创新构建覆盖知华友华人士、华侨华人、Z世代和智库协同层的四维国际舆论圈。依托“中外对话”深度访谈栏目、《中国新闻周刊》外文版等平台，与全球知名知华友华人士深入交流，单期节目常实现千万量级传播，有效促进国际意见领袖理性表达中国观。在凝聚华侨华人方面，打造“华裔青年说”等有温度的品牌，通过“四海同春”等云端文化盛宴强化情感联结。针对Z世代群体，精心开展“画像中国”“上合小记者”等人文浸润式项目。同时，强化与智库协同层的合作，整合“东西问智库”等平台资源，推动国际学者发布多边视角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国际舆论场的理性声音。